[编者按]一位美国商人说：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、失去职业、失去机会，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。
一群美国中学生，在完成一项生物课作业时抄录了某网站提供的一些材料。竟在全美引发轩然大波。
据2月14日的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美国堪萨斯城郊的一所名叫Piper 的高中，118 名二年级学生被要求完成一项生物课作业，其中28名学生从互联网上抄袭了一些现成材料。此事被任课女教师Pelton发觉，判定为剽窃，于是28名学生的生物课得分为零，并面临留级危险。在一些当事人家长的抱怨和反对下，校方要求女教师提高那些学生的得分，这位27岁的女教师愤而辞职。
面对社会舆论压力，学校董事会不得不在体育馆举行公开会议，听取各方意见。结果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女教师。该校近半数教师表示，如果校方降格满足少数家长修改成绩的要求，他们也将辞职。他们认为，教育学生成为一名诚实的公民远比通过一门生物课更加重要。Pelton则说，她在带学生的第一天，就和学生订下规矩并由家长签字认可。规矩称：“所有布置的作业都必须完全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，欺骗或剽窃将导致课程失败。”
女教师每天都接到十几个支持她或打算聘用她的电话。一些公司已经传真给学校索要当事学生的名单，以确保公司今后永远不会录用这些不诚实的学生。一所大学在本月上旬的入学考试中对一位身着Piper 学校T 恤衫的女孩子说：“不要欺骗啊。”当地一位女士对电视台记者忧心忡忡地表示，她非常担心今后本社区的人出去会被贴上不诚实的标签……
这里，我们无法笑话美国人的小题大做或杞人忧天，感觉到的只是“诚信”二字那沉甸甸的分量。这二字之于美国绝大多数民众，虽不能说重于生命，却是立足社会之根本——这也是我在美国生活学习一年感触最深的景象之一。
信用记录，从现在做起
刚到美国，想开部手机。面对铺天盖地报纸广告上五花八门的手机优惠计划，我喜滋滋选择了AT&T公司的一种月费29．99美元、可免费在东部七八个州每月打650 分钟、手机仅售20美元的计划，却被无情拒绝。试了其他几个公司，也不行。人家不看你手中的绿票子，只朝你要信用卡。于是我等可怜的无卡一族惟一的选择就是，至少花100 多美元买部手机，每月预交数十美元以上的手机话费，每分钟都要扣款。
不甘心，赶紧申请信用卡。Master, Visa, American Express等大信用卡公司逐一尝试，代理信用卡的多间银行和AT&T之类大公司的码头也相继拜过，竟又连连碰壁，理由只有一个：我没有信用记录。换句话说，我这个外国佬因为在美国还没有借钱还钱的记录，目前得不到人家的信任。
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，于是老老实实开始建立信用记录，诸如按期交纳电话费、用商场的购物卡购物再按期把支票寄去、尽量多和外界发生些借钱还钱的交易，等等。后来，在美国汇丰银行的帮助下，堂堂Master卡公司终于垂青我那一点点" 信用" ，恩准我一张Master卡。再后来，及至我临近归国，大概从某个渠道查明我果然是位有着良好记录的信用良民，很多公司，包括我联系过的和没联系过的，蜂拥而来，希望我使用它们的信用卡，给的限额也越来越宽，真令人感动，可惜我已不需要这些。
美国人对自己信用记录的郑重其事，感染我也小心翼翼地对待各类寄上门的账单。暑假出远门访问，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有无即将过期的账单，并赶紧将支票一一寄出。有一次，某音乐公司在网上许诺加入其会员即可免费获得唱片若干，可等我收到唱片时，数十元美元的账单也一并寄到，账单下一行小字称这是寄费、包装费和人工费。我心有不快，写了一封投诉信，但也同时如数附上支票，唯恐万一道理不在我这边而落下个不良信用记录。回国前，我在报上一连三天刊出广告，欲卖那辆随我跑了两万多公里的坐骑，报社对我绝对相信，一个电话就答应了，说账单收到再付款。可是直到我回国前一天，账单还未寄到，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。幸好在飞机起飞的当天账单收到，导致我在回国前干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将做广告的支票寄出——还掉最后一笔债。
据了解，与个人信用相比，美国公司之间的商业信用更加重要。一家公司一旦言而无信或欠钱不还，将很难再在商界立足，甚至其商业生命将因此而终结。由此反观国内司空见惯的三角债现象、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屡禁不绝且愈演愈烈的状况，以及很多企业借钱时是孙子、欠钱时是老子的做派，由衷感到我们离商品经济的精髓——契约精神还真差得很远。
沐浴“信你”氛围，感觉真好
我想，那女教师之断然给28名学生吃鸭蛋，她当时一定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。在美国，很多事情是建立在相信你的基础上的。你说你会独立完成作业并在课堂纪律条款上签了字（因此可视为一种契约），老师岂有不信？谁知你却没有履约！其实，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，随处可以享受到被信任的愉悦。
我曾携父母去曼哈顿参观无敌号航空母舰，买票后走出人群，突然想到老人可能有优惠，忙返回询问。售票员小姐闻讯赶紧一面赔不是，一面按老人优惠将余款退还。她并不查看你任何证件，甚至也不去打量二老是否真老（62岁以上老人方可享受优惠），其所奉行的恰是一个“信你”原则。
后来我发现，几乎所有公共场合，凡有老人或儿童减价优惠，均无需出示证件，全凭你金口一开，人家就信了，哪怕有的老人长得很年轻，或有的儿童看上去颇高大。人家这样信任你，再去撒谎或冒充，真是件很可耻的事。正因为这样，当有一次带女儿参观某博物馆（售票处注明6 岁以下儿童免票，而我的女儿刚满7 岁），售票员微笑着问“孩子几岁”时，我稍一犹豫，还是如实说“7岁”并照章购票。后来我甚至为自己那一刹那的犹豫而脸红。有一次去某大商场复印一本书，200 多页图书印完去结账，收银小姐并不查验所印页数，只凭你自己报的数字收款，没有人怀疑你会虚报少交。
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“信你”情景，发生在我的一系列重要访谈活动中。
我于学校进修之余，还拟完成一个庞大的计划，驾车遍访美国著名大报和大型报业集团，并和其中发行量排行前八名的《今日美国》、《华尔街日报》、《纽约时报》、《洛杉矶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等报社的发行人或总编辑访谈。我知道这很难，你想啊，不经过熟人介绍或大单位推荐，一名普通新闻工作者即使在中国要见那些大报老总又谈何容易？即使有幸一见，谁又会坐下来和你谈一个钟头？何况我是在这样一个世界报业帝国，面对新闻同行称作“big man”的报社老总们。他们会见我吗？
但我决心一试，这决心一试的前提也出自对美国人崇尚以诚相待的信心。最初的尝试当然多被拒绝，不少信函甚至如泥牛入海。于是我通过邮寄、E-mail、电话将自己在中国的职业经历、研究成果、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做过的工作、自己对对方的了解程度以及访问对自己的研究之举足轻重等等，详细告知对方。感谢上帝，我的这些做法先后奏效，各报对我自己叙述的情况深信不疑并开始表示出兴趣，没有任何人要求核实我提供的材料。
在随后的访问全过程（9 ．11事件之后除外），我几乎从不需要出示任何可证明我身份的证件或介绍信之类，只是在进大门时保安员要求登记姓名及驾驶证。素昧生平的发行人、总编辑及其助手们欣然接待了我这个陌生外国人，包括陪我参观、与我交谈、允我录音、准我拍照。其中只有两个小小的例外。一是在访问《华盛顿邮报》前20天，该报总编辑的秘书给我发来E-mail，非常客气地希望我寄一张名片给她，并强调那只是保卫部门需要，绝非总编辑和她本人的意思。另一次是访问美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一份报纸《费城问讯报》，报社一位助理总编辑婉转来信问我，是否可以提供我所在大学的一位证明人。我便告知对方本校一位系主任的联系地址。这样一次证明显然使他十分满意，他为我在该报安排了满满一天丰盛的日程：分别与该报总编辑、分管发行的副总裁、分管广告的副总裁、一位著名评论家和一位曾在中国访问过一年的普通编辑交谈，又参加其下午的编前会。
约会既定，绝不失信
在这些访问中，各报的恪守信用也同样令我感动。我在美国的所有访问，通常于一个月前和对方约定，时间精确到分。在这一个月中会发生什么？以我近20年报纸编辑工作的经验，报社老总们的工作强度总是很大的，要面对各种变数，随时做出判断和反应，很多决策要通过例行的和临时的会议来实施，常常不得不超时工作，相比之下，和我的约会是件十分次要的事情。那么，我一个月前的约定会不会因变故而更改甚至取消？
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各报对我的来访，一旦约定，绝无更改。有时我不放心，在访问前还打电话去问有无变动，对方总是有些吃惊地反问：“怎么，你打算改变约会时间吗？”
也幸好他们严格守约，否则我的访问计划将被弄得支离破碎，甚至会失败，因为我的长途访问也受很多因素制约。每次出访前，我必须根据自己的计划与对方仔细约定访问时间，并在此基础上安排行程，确定行车路线、选择停靠站点和预定沿途旅店。我的时间有限，沿途食宿的费用也有限，一旦某一个环节改变，浪费金钱事小（旅馆客房费将从信用卡上照扣不误），影响整个访问链条事大。
例如我暑假的东北行，事先确定的访问单位就有《芝加哥论坛报》、底特律报业公司、《波士顿环球报》等8 家单位，所有任务必须在半个月内完成，哪里容得丝毫改变？但正因各新闻单位的守约，我此行满载而归。在全部访问中遇到的惟一一次小小变动，是在《纽约时报》。当时我和该报分管广告的副总裁约定了某日某时见面，但到达报社大堂和他通电话时，他充满歉意地告诉我，有一个临时会议非要他参加不可，只好请一位部主任全权代表他和我交谈，并表示这位部主任将回答一切本应由副总裁自己回答的问题，希望我能够满意。事后我的确很满意，那位部主任不仅和我热情交谈近一个小时，后来还通过E-mail回答了我的一些补充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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